本报两会报道组吴晓璐毛艺融

　　3月8日，十四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，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张军作了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（以下简称“最高法报告”），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应勇作了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（以下简称“最高检报告”）。两份报告均提及严惩资本市场财务造假、内幕交易等违法犯罪行为。

　　在2025年工作安排中，最高法报告强调，将严厉打击非法金融活动，依法惩治资本市场违法犯罪，维护市场公平与投资者合法权益。

　　代表委员接受采访时表示，“两高”报告彰显了依法从严惩治证券犯罪的司法态度，尤其是针对投资者深恶痛绝的财务造假、内幕交易等证券违法犯罪案件，释放出维护市场公平与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的强烈信号，有助于资本市场平稳健康发展。

　　司法威慑提升市场信心

　　最高法报告回顾2024年工作时指出，以“零容忍”态度惩治财务造假、内幕交易等证券期货违法犯罪，有力维护了资本市场健康发展。例如，暨某等人通过非法手段操纵证券市场，获利1.8亿元，最终被福建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六年，并处罚金4500万元。

　　最高检报告则提出，与中国证监会等联合制定办理证券期货违法犯罪案件工作意见，参与整治私募基金领域风险隐患，起诉财务造假、内幕交易等证券类犯罪825人。

　　“两高”报告传递出严打资本市场违法犯罪的强烈信号，极大提振了市场各方信心。

　　全国政协委员、民建中央法制委员会委员、证监会处罚委办公室一级巡视员罗卫在接受《证券日报》记者采访时表示，中国特色资本市场健康发展离不开法治的支撑。“两高”报告中对财务造假、内幕交易等违法行为的严厉打击，体现了对证券违法行为的立体追责体系正在不断深化，有助于加强资本市场监管执法，更好地维护投资者利益，也让我们对建立一个充满活力与秩序的资本市场更有信心。

　　全国人大代表、北京金诚同达（西安）律师事务所主任方燕也对《证券日报》记者表示，“两高”报告将财务造假、内幕交易等行为列为打击重点，传递出国家强化资本市场法治化、维护市场公平与投资者信心的明确信号。一方面，通过司法威慑遏制违法行为，推动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；另一方面，强化行刑衔接的立体化追责逻辑，未来司法实践可能进一步细化违法情节认定标准，提升案件办理效率，增强国际投资者对中国法治化营商环境的认可。

　　此外，多位代表委员呼吁进一步加大对资本市场各类违法犯罪的打击力度，建议依法从严打击证券违法行为，从严查处财务造假、侵占上市公司资产的违法犯罪案件，并依法追究第三方配合造假的刑事责任。

　　优化行刑衔接 强化刑事追责

　　近年来，监管部门持续优化行刑衔接机制，完善全方位追责体系。据证监会数据显示，2024年证监会向公安机关移送案件和线索178件，同比增长51%。

　　今年2月，中国证监会与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发布8宗证券违法犯罪指导性案例，包括4宗证券刑事犯罪案例和4宗证券行政违法案例。刑事犯罪指导性案例中，证券监管机构的有力监管对刑事案件成功办理发挥了积极作用，凸显了行刑衔接机制的重要性。

　　中国社科院法学所商法室主任陈洁在接受《证券日报》记者采访时表示，当前证券行政处罚与刑事制裁衔接仍存在一些问题，建议实现打击财务造假违法活动中涉行政刑事案件处理的专业整合，弥补“刑行交叉”的执法和监管漏洞。

　　方燕认为，当前行刑衔接的痛点在于证据标准差异、信息共享滞后及移送程序冗长。她建议由监管部门联合制定证券期货案件移送证据指引，统一行政调查与刑事侦查的证据规格；建立全国统一的证券违法线索大数据平台，实现跨部门数据实时互通；试点在重点地区设立证券犯罪联合侦查办公室，缩短案件流转周期。

　　针对部分违法犯罪因条文较为原则导致刑事追责效果不理想的问题，罗卫和杨宗儒均建议加快出台背信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罪司法解释，强化对背信损害上市公司利益、私募基金管理人侵占基金财产行为的刑事追责。

　　强化投资者保护

　　在严打证券违法违规行为的同时，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也是市场关注的焦点。

　　多位代表委员建议进一步为投资者保护机构发挥作用提供司法保障，包括修改代表人诉讼司法解释，允许投资者保护机构对重大典型案件直接提起特别代表人诉讼，并明确不预交案件受理费等。

　　全国人大代表、立信会计师事务所董事长朱建弟在接受《证券日报》记者采访时表示，应完善维权与纠纷解决机制，推广特别代表人诉讼，降低中小投资者维权成本。同时，建立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，提供调解、仲裁等非诉讼途径，快速解决小额纠纷。

　　方燕建议构建“民事赔偿优先+行政刑事追责并重”的体系，推广特别代表人诉讼常态化，简化投资者登记程序，并在行政和解制度中增设“赔偿基金”条款，推动建立上市公司董责险与违法行为挂钩的浮动费率机制。

（文章来源：证券日报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