根据复旦大学国际金融学院副教授王遐昕与合作者的研究（焦阳，刘志阔，田志伟，王遐昕，"The impacts of the US trade war on Chinese exporters."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106.6 (2024): 1576-1587），中国企业在开拓其他海外市场及出口转内销时，面临的最大难题是销售渠道和网络的缺乏。王遐昕从企业与政府两个层面，提出了一系列建议，旨在完善销售渠道、拓展销售网络、优化品牌建设及供应链管理，通过并购提升企业竞争力和议价权，扩大出口退税范围，优化加工贸易内销缓税政策，以降低企业转型成本，共同应对国际贸易的不确定性。

自唐纳德·特朗普再次出任美国总统后，迅速发起了针对多个贸易伙伴的关税战，包括对所有贸易伙伴实施的至少10%“对等关税”，以及对特定贸易伙伴和行业的更高税率，此举引发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反对。

王遐昕向界面新闻表示，他认为关税战不太可能长期持续。一方面，面对美国的高额关税，中国和欧盟等主要经济体采取了报复性关税措施，这将迫使美国出口商和农业州利益集团向白宫施压，要求调整政策；另一方面，美国长期维持高关税将加剧国内通胀，降低供应链效率，可能导致经济滞胀，最终迫使美国政府降低关税。

王遐昕指出，面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，中国外贸企业主要有两个出路：一是开拓其他海外市场，二是出口转内销。根据他与合作者对出口企业管理人员的调查显示，无论是开拓新市场还是出口转内销，企业面临的主要障碍都是销售渠道和销售网络的缺乏。其他障碍还包括“产品规格标准不同”、“担心回款率低”、“市场规模不够大”，以及“缺乏品牌知名度”。

针对这些障碍，王遐昕提出了两方面的应对策略。

从企业角度看，应设法完善销售渠道、拓展销售网络、优化品牌建设和供应链管理，通过并购增强竞争力和议价权。例如，通过参加国际展会、与海外经销商合作、利用跨境电商平台拓展销售渠道；在重点市场设立本地分支机构或仓储中心，以降低物流成本并提高响应速度；针对目标市场调整产品规格和标准，设立柔性生产线以满足不同市场的认证要求。

从政府层面看，可以提供政策支持和制度保障，如扩大出口退税范围、优化加工贸易内销缓税政策、降低企业转型成本等。

王遐昕还指出，特朗普的“对等关税”政策不仅针对中国，还涉及东盟、欧盟等185个国家和地区，这将限制中国的转口贸易路径。“由于美国对东盟国家和中国香港地区同样征收高额关税，部分转口贸易的成本优势可能会消失，迫使企业进一步将产能分散至非洲等其他地区。”

“但这同时也带来了间接贸易机会。如果欧盟因美国的关税政策而扩大对中国产品的进口，如消费电子、电力设备，可能会部分抵消转口贸易受阻的损失。”王遐昕表示。

然而，他指出，尽管欧盟成为中国出口商的替代市场，但其内部对中国产品的担忧已明显上升，后续需关注欧盟是否会跟进美国的对华贸易限制。“一方面，我们要避免过度依赖欧盟市场，可以同步开拓中东、拉美等新兴市场，以降低地缘政治风险；另一方面，欧盟在光伏、电动车等领域的反倾销调查具有较强的政治动机，企业需要加强与欧洲本土企业的合作，争取利益相关方的支持，并通过法律途径应对不公裁决。”

他特别强调，单纯通过降价来拓展海外市场的方法并不可取，因为这可能引发反倾销调查，并损害品牌溢价能力。企业应通过差异化竞争，如定制化、品牌化策略，以提升产品美誉度，而非仅依赖价格优势来扩大市场。

“实际上，中国商品的竞争力远不止低价，我们的核心优势还包括：综合供应链能力，即从原材料到成品的全产业链整合能力，确保快速响应市场变化，能在短时间内完成大批量订单；以及技术创新与质量提升优势。实际上，在电子、新能源等领域，中国技术已经取得了显著突破。” 王遐昕强调。

（文章来源：界面新闻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