苹果公司首席执行官蒂姆·库克5月初透露，未来在美国销售的iPhone将主要由印度制造，这一消息引发了广泛关注。在“加州设计，中国制造”模式已延续二十多年的背景下，iPhone主产地若从中国变为印度，意味着经济全球化正经历前所未有的变革，影响深远。

事实上，这种变化正在逐步显现。苹果正稳步扩大其在印度的产业链布局，主要供应商富士康也在印度多地投资建设大型生产园区。据统计，2024年3月至2025年3月，印度组装的iPhone总价值达到220亿美元，同比增长近60%，占全球产量的20%。

然而，仅有动作并不等同于真正的变革。

苹果在印度的发展目前尚难以称为其产业核心动力源的转移，更像是一种谨慎的多元化策略，更像一种保险性质的“产业备份”，而非真正的替代。撕掉“印度制造”标签的iPhone包装后，消费者仍会发现大量中国元素——零部件、供应商、制造工艺均源自中国。

尽管印度在提升制造能力方面取得了一定进展，但要真正替代中国在iPhone制造体系中的地位，仍相距甚远。关键问题不在于印度缺乏雄心，而在于缺乏完善的产业生态。

苹果与中国的关系远非简单的离岸外包，而是一种深度“共建共生”的互动。过去二十年，苹果不仅接入中国制造体系，还深度参与构建，并被这一体系所塑造和影响。

英国《金融时报》前科技记者帕特里克·麦吉在新书中提到，苹果投入巨资，推动在华培训工人、引入先进工艺，并搭建产线、培育供应链。为满足产品设计的极致要求，苹果曾派遣工程师团队赴华培训工人。自2008年以来，苹果已在中国培训超过2800万人次的工人，累计投入数百亿美元。

同时，中国的配合使苹果颇为满意，愿意追加投入。例如，苹果需要新设备时，中国供应商无需通知即可连夜更换。因此，苹果与比亚迪、立讯精密、歌尔股份、闻泰科技等中国本土龙头企业形成了高度紧密的合作网络。

“中国果链”是一个高度整合、反应迅速、执行力强的制造生态系统。这一体系是中国制造业在与苹果合作中逐步打造并不断迭代完善的，目前尚无其他国家能够复制。

印度正在努力追赶，但至今，其角色仍是“最后拧紧螺丝”的终端组装者，尚未触及价值链的核心环节。印产iPhone的关键零部件——芯片、传感器、显示屏、摄像头等，仍来自中国或中资企业供应商。若中国供给波动，无论是贸易战、地缘政治摩擦，还是其他突发事件，印度都难以填补空缺。显然，印度当前不具备相应的产能、规模与速度。

更深层的问题在于印度面临的结构性挑战：首先，印度企业规模偏小，缺乏资本支撑。相较于中国制造企业，印度本土厂商规模较小，资金实力有限，缺乏规模经济，生产效率较低，质量控制和垂直整合能力尚未达到苹果标准。

其次，内需市场有限，难以支撑全链条布局。与中国庞大的本地电子消费市场不同，印度电子产品本土需求规模有限，同时缺乏出口竞争力，难以形成“制造—消费—再投资”的正循环。这使得全球供应商对在印度深度落地缺乏动力，大多仅关注最终组装。

第三，产业配套生态不成熟。印度尚不具备中国式密集的模具制造商、零部件供应商与物流体系。尽管印度政府已推出激励政策推动基础设施建设，但距离形成成熟的产业集群仍有较长距离。

当然，这并不意味着印度没有出位机会。历史上，日本、韩国乃至中国都是从引进外资企业起步，逐步形成本土产业能力，并最终发展出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企业生态。如果印度愿意耐心耕耘、持续投入，也有可能在未来建立自己的“制造奇迹”，但这需要政策、决心与时间。

对苹果而言，全球布局的多元化已成刚需。特朗普政府的贸易战及新一轮“25%关税”言论再次提醒苹果，单一依赖中国制造体系的风险加剧。因此，苹果采取了平衡策略。

苹果在印度投资、在越南开设新产线、从台积电美国工厂采购芯片，展现出“去风险”的姿态。但现实是，大部分iPhone的生产仍深度依赖中国的供应能力、组织协调力和制造文化。

在此背景下，印度并非取代中国，而是对其形成一定“补充”——为苹果提供谈判筹码、后备产能，以及发出“产业链供应链多元化”的信号。

印度能否成为全球制造业的重要支柱，仍有待时间验证。它拥有年轻劳动力、积极的政策环境和一批积极进取、渴望成功的工程师。但要真正成为苹果产业链的核心，印度不仅需要投资和外资，更要培育自主可控、精密高效的本土制造生态。

如今的iPhone供应链是一个经过数十年沉淀的复杂系统，承载着信任、反馈与极致工艺的积累。要复制这样的体系，取决于制度、效率、资本与文化的长期合力。

即便iPhone包装盒上写着“印度制造”，但这款全球最具标志性的消费品，其“灵魂”依然在中国。

（毛克疾，哈佛燕京学社访问学者）

（文章来源：澎湃新闻）